锯腿自救者怕没钱看病求记者再报道想活下去-【新闻】

网导读：报道热潮过后，郑艳良家恢复冷清，他担心被遗忘，重陷等死的困境。郑艳良的父母已年过七旬，为了不拖累儿子老父亲还要摆摊挣钱。郑艳……

报道热潮过后，郑艳良家恢复冷清，他担心被遗忘，重陷等死的困境。郑艳良的父母已年过七旬，为了不拖累儿子老父亲还要摆摊挣钱。郑艳良的妻子沈忠红在院子里砸煤。

47岁的郑艳良坐在轮椅上，两条腿都没了，其中那条右腿还是因为看不起病，自己锯掉的。5个月前，他给报社打电话，说了自己的故事，数百家媒体涌入他的家，称他为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难以顾及的大病患者代表。报道热潮过后，医疗保障体系依旧没什么改变，而迫使他锯腿的下肢动脉血栓又犯了。

“上次算报社把我救了”，他说：“这次能不能再帮帮忙”？春节前几天，躺在北京友谊医院抢救的那几天里，他翻出上次记者们留下的电话，一个个地打。上次媒体报道后，他收到了30多万元的社会捐款，这次出院后，账户里还剩下13万元。他担心再犯病，又要看不起了，他想活下去。

贫困乡村

元宵节前一天，医生通知他出院，一家采访过他的报社雇了救护车把他送回家。这个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东臧村的农家院，空关了20多天，院子里堆着残雪，走进去冷气直钻脚心。郑艳良的妻子沈忠红往暖气炉里塞上煤，烧热了暖气片，又往郑艳良身边放个小煤炉，煤炭渐渐变红，散发出热量，但风一刮，挡在窗户前的塑料布就被扯得“噗噗”响，小煤炉里的那么点暖意，又被吹散了。

“村里帮不上郑艳良，这是个穷村，保定是个穷市”，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郑金友说，“都是因为离北京太近了”。东臧村距离北京170公里，去年京广高铁开通后，从北京到保定40分钟即达，但一出保定火车站，想找辆出租车都很难，即便有出租车，司机们也不用计价器，从火车站到东臧村10公里左右的距离，出租车和黑车一律报价80元。

这里和北京是彻底不同的两个世界。离开火车站簇新的大楼，开上几分钟车就进入了典型的华北乡村，家家户户的院墙都砌到2米多高，红砖的房子高大，墙体单薄，一家家，紧挨着。村子外面的田地，被雾霾终年笼罩，因为水源匮乏，只能种玉米和小麦，一年每亩地的收入约为1200-1300元。“现在种小麦挣不到钱，种玉米还能挣点。”郑艳良说。

生病前，郑艳良和大多数村民一样，一半家庭收入来自种地。另一半，依靠在附近的砖场打工所得。20年前，郑艳良在北京打过工，当制作广告牌的工人，北京吃饭都贵，他不识字，觉得挣不到钱，干了三年就回家种地了。2000年后，他开始在村里的砖场拉砖坯，一车砖坯上千斤，他就一步步拉着送到砖窑里，收入从几百元一个月涨到1200元一个月。

2005年，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报告首次提出“环京津贫困带”的概念：在北京和天津周围，环绕着河北3798个贫困村、32个贫困县，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万贫困人口。虽然东臧村不在此之列，但情况并没有好多少。

东臧村的人均年收入5000元左右，比贫困线的标准高出一些。2011年，中国将贫困线的标准提到了人均年收入2300元。对郑艳良还有大部分河北的村民而言，这样的收入仍然生活艰难。

他和妻子沈忠红有个女儿，还要供养75岁的父母，2012年的春节，血栓突然堵塞住他的两条腿动脉后，他让正在读初二的女儿辍学，出门打工，换取生活费。“村里很少有人读大学，供不起”，郑艳良的邻居说。这个春节，郑艳良再次犯病，女儿又没钱去北京，就在附近县城的餐馆里打工。

2004年开始，中国在农村推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(简称“新农合”)，农民们每月支付几十元的费用即可加入，但这份医疗保险无力应付郑艳良的医药费，2014年，河北省的新农合最多可以报销到10万。实际上报销有各种条件，几乎没有可能报足这个数字，而郑艳良第一次犯病时，北京一家医院告诉他需要付30万元才能治理。他说，“我拿不出这笔钱，只有回家等死”。

郑艳良是家里的独子，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，一个妹妹嫁到北京，其他姐妹都在附近的村庄里住着。他的大姐有两个孩子，为供长女读大学，小儿子只能放弃学业，大姐说：“供不起两个，每年都是在女儿交学费前，才把玉米小麦卖掉，这样留出来的学费。”

郑艳良的父亲，在村里颇受尊重，村里有点婚丧嫁娶的事，都请他主事，郑艳良一生病，父亲哪都不去了，就每周在集市上守着一个卖水龙头零件的摊，“不指望能挣多少钱，至少能不靠儿子吃饭”。郑艳良的父母住院子南侧，院子造了30多年，屋顶都漏了，谁也拿不出钱来整修。

“郑艳良一病，就成了村里最穷的人家了”，春节前新上任的村支书对郑艳良说：村里决定今年申请一些经费，帮他家先把屋顶给修了。再试下支持他做点小微型企业，帮他找到稳定的生活来源。

郑艳良望着年轻又热情的村支书，沉默着。他担心的是自己的病还会不会犯，他想活下去。

锯腿自救

锯了腿18个月后，他才起了这个念头。之前，他一直在等死。

病痛来得突然。2012年春节的年初六，他和亲友在打牌，突然右腿开始剧痛起来，“像刀在里面剜”，保定的医院当晚没查出什么问题，让他转到北京301解放军总医院去检查，几个小时内，他已经无法直立行走了。301医院让他先交30万元截肢，但又不能保证手术毫无风险，他交不起这笔钱，返回保定252医院再做检查，有医生告诉他，不动手术，活不过15天，最后他选择“保守治疗”，就是回家躺着吃止痛药。

“他疼得通宵嚎叫，叫得邻居们都睡不着”。大姐说，他们买好了寿衣，随时预备着送他走。没几天，郑艳良的父亲犯了高血压，住院去了，留下沈忠红通宵陪着丈夫，郑艳良的两条腿渐渐发黑，流脓，身下整日垫着纸尿片，走路得用手搬着腿。

熬到阴历三月二十四，阳历4月14日，郑艳良生日44岁生日的前一天早上，他看到有蛆从腐烂的腿里爬出来，他觉得恶心，就说了一句：锯了。沈忠红以为他发脾气，躲在外屋没理他，过了十几分钟，郑艳良在里面叫她，“我把腿给锯了”。沈忠红进去，被眼前的场面给吓坏了，不知该怎么办，就把断腿包好放在院子的一口破缸里。

郑艳良还给躺在医院里的父亲打了电话，他说：“把腿给锯了”。

父亲问：“你受得了？”

他答：“受不了也得受”。

他不是唯一一个因为贫穷试图自我医治的人。2011年5月，53岁的进城农民工吴远碧用菜刀剖开腹部，想放出腹部积水。尿毒症患者胡颂文，用厨具自制血透机，自己做血透延续了13年生命。成功或失败，看各人的运气。

郑艳良的运气算好的。他在家用碘伏和纱布敷了几个月的伤口，眼见着伤口渐渐愈合，大妹在北京给他买了轮椅，他让沈忠红推着他，去找村支书、县民政局和省民政局请求救助，2012年秋天，民政局给他办了低保，2013年两会结束后，保定市民政局给他送来5000元，村里关照他别再找人“闹了”，他就再没去求过政府。

“完全没有办法了，才找媒体”，他说。2013年10月，他给河北燕赵都市报打了电话，第二天报社发表了他的故事，第三天，上百家媒体涌向他家，最多时院子外面停了30辆车，外国媒体都找来了，郑艳良说：“这是中国的丑事，我不能接受采访”。

当天下午，村委会把他送进了保定市第二医院，保定市市长和卫生局局长都来探望过他。媒体公布了他的账号，捐款立刻涌来。医院免费给他做了左腿的截肢手术，清理了右腿的伤口。出院后，他一直计划着用社会捐款装副质量好点的假肢，能再站起来，继续工作。没想到2014年春节前两天，血栓又出现了。

想活下去

北京友谊医院最终诊断他是肾病综合征引发的血栓，他才想起来，7岁到10岁之间，他患有肾炎，经常住院，害得他连小学都没读几天，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，什么都不认识。这次抢救过后，医生开出11种药，让他先吃上一年半。他觉得腿还涨得疼，怕医院是担心他没钱，想赶他走，又给记者打电话，让“帮忙和医院说说”。

这种猜忌让医生有些焦虑，主治医生在电话里反复告诉记者，肾脏科的医生和他讲了2个小时，他应该能明白。他的病情，目前就是用药物控制。医生建议他3个月后去复查一次，如果病情恶化，郑艳良可能会出现肾功能衰竭，需要依靠血透生存。

他病倒后，屋里屋外的活，都是沈忠红一个人照料。再次出院的这天下午，沈忠红穿着单薄的衣服，在院子里砸着取暖用的煤块。沈忠红比郑艳良小十几岁，说起当年结婚时，郑艳良瞒着年龄来提亲，她直到婚后才知道真相就哑然失笑。谈到未来，她收敛了笑容说：“一天天过呗”。

整个下午，几个邻居一直坐在郑艳良身边，有个邻居探过头来问记者，“没有媒体和报纸，你看他能活不？”郑艳良随后递过来一份诉状，要求记者关注村里砖场的土地，被低价出租的事。

郑艳良曾经在这个砖场打过工，为了改善北京的环境污染，这个砖场几年前就停工了。300多亩地被村委会以300万元的价格出租给商户50年。村民们没有分到租金，又觉得这块地租便宜了，要求追查。镇政府调查后，认为不存在什么问题，但村民们依旧心存疑虑。

“现在不借郑艳良的东风，以后还有人会管吗？”邻居说。郑艳良在一旁点头说，“我半条命的人了，不怕”。等邻居散去，他又担心起未来。这次犯病正好遇上春节，之前采访过他的几百家媒体，只有三四家去了友谊医院，“这次媒体也没公布我的捐款账号，”他低声地请求记者：能不能帮忙公布一下账号？他说，想活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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